明清時期江南士紳文化發(fā)達，經(jīng)濟繁庶，同時因優(yōu)越的自然環(huán)境，城市文化生活非常豐富，名勝景觀遍布整個地區(qū)。清圣祖康熙皇帝和清高宗乾隆皇帝先后各進行了六次大規(guī)模南巡，從康熙帝1684年第一次南巡到乾隆帝1784年最后一次南巡，前后延續(xù)了一個世紀。為迎接帝王南巡，江浙地區(qū)進行了大規(guī)模的景觀營繕活動。江浙二省的景觀體系發(fā)生了很大的改變，這種改變包括物質(zhì)景觀的營建和修繕，以及因景觀游賞帶來的景觀文化的變遷。而江浙地區(qū)景觀的建造和游賞，促使江南文化元素獲得最佳的外擴時機，并對京城宮苑產(chǎn)生重要影響，形成南北景觀文化的呼應(yīng)。

　　康乾南巡，地方官員模仿京城樣式進行各種建筑營造

　　南巡行宮分布，以揚州為界，揚州以北初期多以臨時行營為駐蹕之地；揚州以南，因名勝寺廟比較多，南巡初期多以名勝官署為駐蹕之所，此后皆陸續(xù)就原駐蹕地興建行宮。地方官員在進行行宮營繕時，盡可能模仿京城宮苑機構(gòu)與建筑設(shè)置，營建政務(wù)與休閑場所。杭州、蘇州、江寧三座省會城市，除城內(nèi)織造府行宮外，都選擇在城外風景名勝地西湖孤山、靈巖山、棲霞山營建行宮，形成城內(nèi)政務(wù)性行宮與城外休閑性行宮并舉的狀況。

　　《杭州府志·圖說》（民國）載乾隆南巡杭州織造府行宮，有“行宮頭門、花牌樓、茶房、東西宮門，宮門內(nèi)大樓九間，頭宮門、二宮門、前殿、二殿、前寢宮、后寢宮。頭宮門外，東西朝房各十間，東西牌樓各一座，朝房旁有軍機房、東西膳房，二宮門一院恭奉龍牌”；西湖孤山行宮有“臨湖牌樓，東西朝房，頭宮門、垂花門、奏事殿、楠木寢宮、后照房、東西茶膳房、藏經(jīng)堂、東西垂花門、望湖樓、戲臺、聽戲殿、卷棚寢宮、后照房、箭廳、阿哥所五進，又西為花園，有四照亭、竹涼處、綠云徑、瞰碧樓、貯月泉、鷲香庭、領(lǐng)要閣、玉蘭堂御題八景，又有曲尺樓平臺諸勝”等建筑與景觀。大致可見，行宮建筑體系完備，縮小版的“外朝”、“內(nèi)廷”、生活服務(wù)類、休閑游賞建筑與景觀一應(yīng)俱全。

　　此外，江浙地方官商為迎鑾，有意營造與宮廷有關(guān)的景觀，尤以揚州為代表，揚州的許多代表性景觀都是鹽政官員與鹽商在南巡過程中修建，許多景觀都附上“宮廷”或“帝王”的元素。李斗《揚州畫舫錄》卷13載揚州瘦西湖蓮性寺“在關(guān)帝廟旁，本名法海寺”，后于此“建白塔，仿京師萬歲山塔式”，乃仿瓊?cè)A島白塔而建。地方傳說是乾隆帝南巡于此，認為風景很像西苑瓊島春蔭，只是缺一座白塔，鹽商就連夜用鹽包堆出白塔，后仿建真塔于此?？滴醯墼鵀閯裰I農(nóng)桑，令內(nèi)廷供奉繪“耕織圖”二十三幅，并有康熙皇帝御制耕織圖詩序。揚州商民即在揚城草河北岸仿耕織圖造“杏花村舍”，《南巡盛典·名勝》稱其“藝嘉谷，樹條桑，井陌蠶房，恍如圖繪”。

　　南巡后，地方官員以景觀營造的方式記載帝王南巡事跡。這類事跡一般包括帝王在地方上的圣諭、帝王為地方百姓所做的事情，以及帝王的臨幸過程。同治《蘇州府志》卷7載虎丘萬歲樓“軒基當正中之位，俯瞰千人石”，“規(guī)制鉅麗，東西各樹紅門”，在江南以“白墻黛瓦”為建筑主色調(diào)的整體景觀形象下，融入了“紅門”這樣的京城景觀元素。相信南巡各類迎鑾建筑的營建，多會考慮禮制的要求，在色彩與建筑規(guī)制上，一定程度采用京城和宮廷建筑的特點，并與江南原有景觀文化有機結(jié)合。

　　皇帝熱愛南方景觀，又在京建造“江南”式園林

　　康熙帝第五次南巡，在揚州高旻寺行宮跟身邊人說過這樣一段話：“朕每至南方，覽景物雅趣、川澤秀麗者，靡不賞玩移時也。雖身居九五而樂佳山水之情，與眾何異，但不至曠日持久，有累居民耳。所以一日而過者，亦恐后人借口實而不知所以然也。”（乾隆《江都縣志》卷17《寺觀》）康熙帝和乾隆帝都是有文人性情的政治家，他們熱愛江浙地區(qū)的山川園林，南巡中也確實花了很多時間在景觀游賞上。南巡處于清王朝走向盛世的階段，國家經(jīng)濟實力的增強及帝王對于山川風物的鐘愛，使京城展開了大規(guī)模的宮苑園林建設(shè)。而南巡中在江浙地區(qū)的游賞心得也被運用于京城宮苑的修建中，尤以乾隆時期為代表。

　　乾隆帝南巡景觀游賞，帶有景觀考察的意味，若有非常稱意的景觀，則讓人繪之以圖。《養(yǎng)吉齋叢錄》卷18載乾隆四十五年南巡，登嘉興煙雨樓，畫其風景，并仿米芾“寫煙雨樓圖”三卷，一藏避暑山莊，一藏嘉興，一藏大內(nèi)懋勤殿。乾隆帝很喜歡倪瓚?yīng){子林圖，曾三仿其圖，一藏蘇州獅子林，一藏圓明園，一藏承德避暑山莊。乾隆帝這些“繪之以圖”，并分藏京師諸宮殿的方式，應(yīng)確實出于對江南景觀文化的喜愛，此后便仿造圖樣，分別在數(shù)處行宮建造“江南”式園林。江南元素在皇家宮苑中的仿寫主要在圓明園長春園、清漪園、靜明園、西苑及承德避暑山莊、天津薊縣盤山行宮，其中長春園和清漪園是在乾隆南巡之后才開始大規(guī)模建設(shè)，因此對江南園林景觀多有仿建。

　　圓明園獅子林專門令蘇州工匠堆塑，乾隆三十七年御制獅子林八景詩，“最憶倪家獅子林，涉園黃氏幻為今。因教規(guī)寫閶城趣，為便尋常御苑臨。不可移來惟古樹，遄由飛去是遐心。峰姿池影都無二，呼出艱逄懶瓚吟。”乾隆帝認為長春園獅子林與蘇州獅子林非常相似，除了古樹無法仿照外，“竹石丘壑皆肖其景為之”。

　　蘇州寒山千尺雪，瀛臺、盤山及避暑山莊各有仿造，繪圖四，分藏四處，乾隆帝每至一地并看四幅圖，千尺雪景觀的仿造主要是滿足他對千尺雪意象的寄托之情，不求形盡似，意到即可。

　　康熙帝稱金山“歷覽諸勝，江山之奇未有逾此者”，并御書“江天一覽”，多處宮苑借助山、水對金山“江天”意象有所模仿，如避暑山莊、西苑瓊?cè)A島部分景致，香山靜明園因山高，峽雪琴音也略仿金山，因自然環(huán)境的差異，對金山的模仿很難形似，大多是意仿。

　　乾隆皇帝愛喝茶，很喜歡無錫惠山茶制，并在京城多處進行模仿，如玉泉山靜明園竹壚山房，乾隆帝稱惠山泉與玉泉山天下第一泉，“二泉固當兄事”。在瀛臺千尺雪，乾隆帝有詩“小擬吳中雪，兼陳惠上茶”，將江南景觀與閑情雅致的生活方式濃縮在一起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無錫惠山寄暢園、浙江海寧安瀾園、杭州小有天園、浙江嘉興煙雨樓都是重要的仿寫對象，另有長春園如園仿南京瞻園、頤和園“西湖”與黃埠墩意境仿杭州西湖與無錫黃埠墩，等等。大致可見，京城宮苑尤其是長春園、清漪園景觀的營建與構(gòu)造中，受到了江南園林景觀的諸多啟發(fā)，這與南巡中的景觀游賞是分不開的。

　　景觀互仿，最終帶來南北景觀文化的呼應(yīng)

　　景觀仿寫帶來南北景觀文化的呼應(yīng)，乾隆帝有意識地在詩文中多次表達南北景觀的這種親密關(guān)系，如“二泉固當兄事”“內(nèi)苑吳山本一家”“蘇燕非二地”等語。而這種呼應(yīng)，其實從南巡時就開始了，南巡期間很多令康熙帝和乾隆帝心動的江浙景觀都曾經(jīng)過兩位皇帝命名取意，然后再在京城宮苑仿寫，仍用此名此意，并借此寫出許多詩文來。

　　這么大規(guī)模的景觀仿建，乾隆帝多次為自己辯解。如仿安瀾園，乾隆帝稱是因為“繾念塘工”，“固非游情泉石之為，而實蒿目桑麻之計”（《日下舊聞考》卷82），仿小有天園，則稱“吾之意不在千里外之湖光山色應(yīng)接目前，而在兩浙間之吏治民依來往胸中矣”（《日下舊聞考》卷83），以此賦予景觀仿寫行為政治與道德上的合理性。

　　因地域環(huán)境差異，多數(shù)景觀仿造難求形似，只是取其意象，當然意象的模仿也未必到位，常常只是乾隆帝的一種寄情而已。甚至有仿建失敗的案例，清漪園大報恩延壽寺原想仿浙江六和塔建，但工未成而頹，后改建佛樓，究竟是因為地基、風水，還是工程的原因，一直眾說紛紜。然而，京城宮苑在對江南景觀文化元素的仿建過程中，江浙地區(qū)的營建經(jīng)驗及技藝被大規(guī)模運用到皇家園林中。事實上，無論是南巡中的行宮營建與維護，還是京城宮苑的建造與管理，往往由相似背景的人員在負責具體的實施過程，即這些官員多數(shù)來自于內(nèi)務(wù)府系統(tǒng)，他們對皇帝和皇族的喜好和需求有著一致的了解，他們也常常在各宮苑中流動。

　　康熙南巡中承擔重要迎鑾事務(wù)及南巡景觀營繕的織造官曹寅和李煦都屬于內(nèi)務(wù)府系統(tǒng)，相信他們在南巡迎鑾中積累的營建經(jīng)驗及人力資源，也會隨著江南元素在京城宮苑中的擴展，被他們推薦到仍由內(nèi)務(wù)府主導的京城宮苑的營建事務(wù)中。因南巡迎鑾而崛起的以江春為代表的揚州大鹽商們，曾被帝王賞賜各類職銜，比如奉宸苑卿，奉宸苑即內(nèi)務(wù)府掌管皇家苑囿的部門，這些鹽商不僅在揚州及江浙各地營建各類迎鑾景觀，帶動江浙各地工藝、戲曲臻至極盛，他們及江浙地區(qū)的各類藝人也在京城宮苑營繕及各類活動中大顯身手，直至嘉慶年間，京城宮苑裝修中還大規(guī)模采用揚州技藝。

　　大致可見，康乾南巡中，南方景觀營建對京城的參照主要體現(xiàn)在規(guī)制、功用、標準與色彩等方面，也有少量園林式仿建，婉秀的江浙因此多了一些莊嚴；京城宮苑對江浙景觀的仿寫主要體現(xiàn)在意象與形態(tài)方面，為森嚴的宮苑增添了一些詩意。而二者在景觀文化上的呼應(yīng)，有助于同一文化主題在不同地域的呈現(xiàn)，豐富了地域景觀文化的內(nèi)涵，亦有助于南北景觀元素的交流與融合。